建安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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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文学的主要成就在魏，蜀和吴既无足以起表率作用的领袖创作人物，亦无致力于文学创作的作家，只有如诸葛亮《出师表》等篇章的文学成就较高。因此，三国时期文学的重点在魏建安、正始两个时期。
　　建安为东汉献帝刘协年号，时间为196—220年，在时间上应属东汉，但因为建安文学在文学思潮、艺术风格、作品思想等诸多方面与两汉文学迥然有异，一部分作家的活动、创作思想、艺术成就等也独步当时，并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所以习惯上把建安文学划归魏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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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文学繁荣昌盛的原因
[思想的解放]

　　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建安时代的社会思想，可以说是继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之后第二次思想解放的时代。动乱的社会现实摧毁了儒家思想的一尊地位，代之而起的是各种思想的蓬勃发展。儒家所宣扬的忠孝等观念已失去了其存在的社会基础，失去了其指导人们行为的社会效用，所以人们不再如两汉时期那样，奉儒家说教为经典，唯儒家学说是用。曹操是这种思想的典型代表，他主张“唯才是举”，在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所发《举贤勿拘品行令》中，公然对“贱人”、“贼”、“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的伊挚、傅悦、管仲、萧何、曹参、韩信、陈平等予以高度评价，要求“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清楚地说明了他的用人思想，尤其是对“不忠不孝”者的任用，在两汉是根本不可能的。

　　这种思想极大地推动了社会思潮的改变，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就是文人敢于表达自己内心思想感情，能够用文学语言表达对社会、对人生的真实理解。《文心雕龙·明诗》云：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
　　正说明了文人创作的自由。

[动乱的社会现实]

　　三国时代的社会大动乱，造成了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人们处于这种动荡的社会之中，有志之士忧国忧民，对军阀混战表示不满，对人民所遭受的灾难表示深切地同情，因此形成了建安文学关心民生疾苦、表达建功立业的抱负等社会内容和慷慨悲凉、生机勃发的艺术风格。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说：
　　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建安文人与以前文人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就是他们都以天下为己任，以拯救天下之危亡为终身奋斗之目标。曹操一生奋战，看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便渴望天下太平；王粲有感于百姓的悲惨而“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曹植更是希望“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等等，都表现了建安作家在动乱的社会现实中能够关心社会现实，抒发个人抱负，渴望建功立业的真实思想。建安文学之所以能够体现出“慷慨悲凉”随时代特色，也是这些作家能够主动置身于社会大潮之中，并积极地以文学来反映社会现实的结果。

[领袖人物的倡导]

　　一个时期文学的发展，与领袖人物或统治者的态度有很大关系。汉武帝好大喜功，尤好吹捧，所以便导致了汉大赋的兴盛。当然，汉大赋有其产生的各种因素，但与统治者的提倡是有很大关系的，就象宫体诗的产先与南朝萧氏统治集团有密切关系一样。

　　建安文学中，曹氏父子三人作为主要统治者，对建安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据《三国志》本传称，曹操“御军三十余年，……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这些作品深刻地反映了现实，推动了其他作家的文学创作活动。尤其是在曹氏父子周围形成了一个“邺下文学集团”，他们之间互相差唱和互相促进，从而形成了文人创作繁荣发展、盛况空前的局面。建安文人集团除“三曹”、“七子”外，还有蔡琰、杨修、路粹、吴质、繁钦、丁仪、丁廙、邯郸淳以及左延年等。刘勰对曹氏父子率领下的建安文学集团有公正客观的评价：
　　魏武以相王之尊，雅好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文心雕龙·时序》）

[文学内部的发展规律]

　　任何时代文学的发展，都存在有文学内部、外部的发展规律。文学内部的发展规律，是文学继承发展的主要原因，而外部的社会现实等则是文学赖以发展的客观条件。

　　五言诗的发展成熟是建安文学繁荣昌盛的主要原因。中国诗歌发展到汉末，已出现了五言诗，并达到成熟。尤其是《古诗十九首》的高度艺术技巧为建安诗人的创作提供了良好的范本。乐府诗也是建安文学的主要源泉，建安作家的大量乐府题材的诗歌都源于汉乐府，清方东树说曹操是“用乐府题目自作诗”。建安作家不仅继承了汉乐府的形式，而且也在内容上继承了汉乐府的传统，使诗歌能够真实地反映现实。

　　建安文学被称为“文学的自觉时代”，主要指文学作品能够反映作家的内心思想，表达作家的思想感情，也就是说，增强了文学的主观抒情色彩。这种主观抒情性也是建安作家自觉吸取前人创作成就而形成的。如《古诗十九首》对人生如梦的感叹，对时光流逝的哀鸣，对亲人离别的忧伤，对人生无常的嗟怨，以及对动乱社会的不安感受等都使作品增加了强烈的个人自我意识。汉末抒情小赋一改汉散体大赋枯燥无味的缺点，使作品以表达个人对社会的看法为主，由对统治者、国家、皇权的歌功颂德转变为对抱负不得施展、社会现实残酷、黑暗的愤愤不平，因此，实际上也是使作品的思想由外到内，由社会到个人起了重要变化，这些都对建安文学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

　　钟嵘评曹植的诗说：“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其中，“骨气奇高”指曹植的诗具有时代气息，反映了时代思想。而"词采华茂”主要指其诗具有优美、华丽的词藻，使内容与形式得到完美结合。那么，此处所谓“词采华茂"其实也是建安文学的共同特色。与汉乐府的质朴无华相比，建安文学在辞采的运用上，显然进了一步。这进步也主要得益于汉大赋的铺张扬厉，抒情小赋的文情并用及《古诗十九首》的委婉多姿。因此，建安文学对于辞采的发展前承各种文体的优美词句及注重词采的文学传统，下开南北朝艳丽柔弱，绮靡婉转的浮华风格。

　　总之，建安文学繁荣昌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是文学外部环境、社会发展及文学内部运行机制的共同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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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文学的发展
　　汉献帝建安时期，只有短短的二十五年，显然，在这短短的二十几年中，凭空创造出奇迹般的文学繁荣局面是不可能的。我们说，任何时代，任何一种文学形式、文学流派、文学盛况的出现，都是在前代文学遗产的土壤中滋生、发展、壮大起来的。建安文学也同样如此。建安文学就其繁荣局面来讲，并不限于这二十五年，而是前伸到汉献帝初平年间，甚至在汉灵帝末年，而后延为魏明帝统治时期。这是因为建安文学作家主要活动于这一时期，如曹操生于汉桓帝刘志永寿元年（155年），主要活动于灵帝末年到建安时期，而曹植后期生活于魏明帝曹睿时期（曹植死于公元232年，即明帝太和七年）。根据这一断限，建安文学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邺下文人集团形成之前的时期。时间大约从曹操30岁开始参与主要政治活动起，到赤壁之战后，即汉灵帝中平年间（185—189年）——建安十三年（208年） 。

　　这一时期，社会动乱，民不聊生，“天下乱离，民弃农业，诸军并起，率乏粮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掠，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民多相食，州里萧条。”（《资治通鉴》卷六十二《汉纪》五十四）建安作家们早期大多生活于这一时期。

　　就建安文学作家来说，这一时期是诗风的形成时期，不同作家生活经历、思想状况不一，创作出的作品也不尽相同。但他们共同关注社会现实，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危亡联系起来，共同抒发了内心所蕴蓄的雄心壮志。

　　曹操作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三国志》本传），“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卷，横槊赋诗”（刘履《诗选补注》卷二）。今观曹燥诗作，其中满怀壮志，孜孜以求的雄心及阔大的胸襟抱负等，无不得益于早年树起的理想宏愿，可以说，这种愿望贯穿曹操一生，形成了其诗文的豪迈遒劲的艺术风格。
　　曹操之外，“七子”、杨修等也都在这一时期积极从事文学创作。

　　王粲文思若涌泉，“善属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三国志·王粲传》），投奔曹操之前，著名的《七哀》、《登楼赋》等已显示出其极高的才华，尤其是滞留荆州刘表处，欲依表荐达而不可得的消极苦闷，使其诗文显得苍凉悲壮，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孔融的文学成就主要在散文，其代表作《论盛孝章书》也作于这一时期。

　　第二时期：邺下文人集团的形成及主要活动时期。即建安十三年（208年）——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如果说第一时期作家的创作属于“个人”创作的话，那么，这个时期建安作家对文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形成了一个有意识的文人创作集团。犹如百川归海，曹操在大肆网罗人才的同时，使主要的、有成就的作家也吸引到曹氏集团周围。曹操以他特有的、富有成效的治人用人策略，搜罗了大批文人。如陈琳，曾为袁绍作书痛骂曹操为“赘阉遗丑”，但曹操不计前嫌，于建安十年（205年）收纳陈琳，并委以司空军谋祭酒之职，管记室。其他作家也都先后归附曹操。

　　汉献帝初平三年（192年），王粲与王凯等离开长安避乱荆州襄阳，归依刘表。此时仅16岁。16年后，王粲因“身穷志达”（曹植《王仲宣诔》语）而离开刘表，又因曹操“文武并用，英雄毕力，此三王之举也”（《三国志》本传王粲赞曹操语），而反刘归曹，并因劝刘琮归降有功而辟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随即参与赤壁大战，帮助曹操。

　　徐干最初因志不能酬而隐迹幽居，大约在37岁时（建安十二年，207年），看到曹操治国有术，“世之真英雄也”，使应命归附曹操，次年，即从征刘表，参加赤壁大战。

　　至于刘帧、应、阮等早就跟随曹操，几人也同时参加了赤壁之战。

　　这样，曹操在短短的时间之内，把除孔融之外（孔融在建安十三年，2O8年，被曹操以"不忠不孝”之名杀掉）的建安主要作家全部收入自己身旁。之后，这些作家使开始了邺下文人集团的共同文学生涯。

　　赤壁之战次年，王粲、陈琳、应瑒共同创作《神女赋》，曹丕又命王粲同作《浮淮赋》，建安十六年（211年），阮等六人与曹丕、曹植兄弟同在邺中宴集，并各有诗作，互相唱和，共叙欢情。如曹丕有《善哉行》，曹植作《侍太子坐》，又作《公宴诗》）曹丕另有《笑蓉池作》；王粲作《公讌诗》，陈琳作《宴会诗》，应瑒《公讌诗》、《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 刘桢作《公讌诗》，阮瑀与徐干同时在北园也有《公讌诗》等，这个文人集团互相唱和，显然对文学的发展有极大作用。《三国志·王粲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载曹丕《与吴质书》云：“昔日游处，行则同舆，止则接席，何尝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熟，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知自乐也”。

　　除诗以外，曹丕作有《戒盈赋》，并命阮与陈琳各作一篇《止欲赋》，王粲作《闲邪赋》；应瑒《正情赋》，繁钦作《抑检赋》。曹植的《静思赋》大致也写于这个时期。

　　除集体唱和外，还有个别人之唱和之作，如阮瑀与王粲在随征至首阳山时，各作《吊夷齐文》一篇，自定安还长安后，二人又各作《咏诗》。刘桢作《赠徐干诗》二首；徐干有《答刘帧诗》。阮瑀是建安七子中第二个去世者，死后王粲作《阮元瑜诔》，曹丕作《寡妇赋》。并命王粲作《寡妇赋》，丁廙妻亦作《寡妇赋》，王粲还有《思友赋》，并悼阮瑀。曹丕随曹操出猎后，命陈琳作《武猎赋》，王粲作《羽猎赋》，应作《西狩赋》，刘帧作《大阅赋》。今仅存有《西狩赋》、《羽猎赋》残文，余皆失传。曹丕之子仲雍出生三个月后面死亡，继之，曹植之女行女秋天生而次年夏天亦亡，固命徐干、刘桢等各作哀辞，二人均作有《行女哀辞》及《仲雍哀辞》，同时，曹植亦作有《行女哀辞》。此后，陈琳、王粲、刘桢等各作《大暑贼》，曹植亦作《大暑赋>，繁钦作《暑赋》，杨修也作《大暑赋》，此类作品不一而足。

　　毫无疑问，这些唱和之作当中有不少优秀作品。仅就其作为文学团体的影响而论，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也有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但是，与第一时期相比，一个极为明显的表现是，关注社会现实的内容、慷慨悲凉的艺术风格，建安风骨中的"风骨”二字，分量大大减弱，这也是由于这些作家的地位、境遇改变后的现实生活所决定的吧!他们前期四处漂泊、流浪天涯的生活为安定、悠闲、逍遥自在的享乐生活所取代，于是便没有了往日的忧伤，消磨了往日的斗志。这一点，大概曹丕也深有感触，其《戒盈赋·序》云：“避暑东阁，延宾高会，酒酣乐作，怅然怀盈满之戒，乃作斯赋”，赋文亦曰：“何今日延宾，君子纷其集庭，信临高而增惧，独处满面怀愁。愿群土之箴规，博纳我以良谋。”正是有同感于此，其他作家也作了类似赋作。后世陶渊明在《闲清赋·序》中的一段话以为邺下文学集团所言，陶序曰：
　　“初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检逸辞而宗澹泊，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将以抑流荡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缀文之士，奕代继作，并因触类，广其辞义。”
　　思想、生活的变化，导致创作思想、风格的改变，因此，本期的创作大多属于对曹氏集团的歌颂与吹捧。当然，这种吹捧之作也有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不可一概而论。

　　曹氏父于的创作，尤其是曹操、曹植的创作，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最高成就。曹操昂扬的斗志，宽广的胸怀始终未见消减，晚年对生命、对人生的领悟，更使其作品完善、成熟，“气韵沉雄”的风格得到琳漓尽致地体现。曹植紧步乃父后坐，风流俊逸，雄姿英发，无论是在思想内容上（这一点超过曹丕），还是在诗作辞采等艺术形式上（这一点又高于曹操）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而曹丕在颇具“文士气”的诗歌创作中，艺术风格上的委婉缠绵、艺术形式上的开拓变化也非曹操、曹植所比。

　　总之，本期创作无论“三曹”抑或“七子”都取得了成功，是建安文学发展的高峰期。

　　第三时期：魏文帝曹丕黄初元年（220年）一一魏明帝曹睿太和七年（232年）曹植去世。

　　本时期，"建安七子”及繁钦、杨修等已全部去世，曹操也在黄初元年故去。曹丕即位为帝，曹植在这一时期备受文帝丕、明帝睿之迫害、压抑，就文学创作来说，主要作家有曹丕、曹植、曹睿、吴质、缪袭，应璩等，可以说，建安文学蓬勃兴盛、蔚为壮观的局面巳成为历史，留下的只有曹植在沉痛、悲愤、抑郁无奈中的呐喊、抗争。

　　曹丕作为帝王，与作为太子时大不一样，巳无暇赋诗作文，大量的时间用在政治活动当中。今存《至广陵于马上作诗》及《杂诗》为黄初六年（225年）所作，可作为后期代表作。

　　曹睿的文学成就本来不高，不可与其祖、父辈相提并论，所作唯乐府诗十余首。不足以反映建安文学的面貌。吴质、缪袭、应璩等人的创作，数量上也较为可观，但只能被视为建安文学的余波。所以在这一时期仍然发扬建安精神并取得重要成就的，当推曹植。

　　曹操死后，曹植由昔日王侯变成今日囚徒，心中郁闷哀伤可想而知，这种生活遭遇导致他诗文风格的重大转变，昔日“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英灵豪迈之气巳不复存在，“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的忧思愁苦笼罩着全部作品。不过，这并未改变其作品中一以贯之的“风骨”、“风力”。钟嵘在评价曹植时说：“魏陈思王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诗品》）。这正是对曹植晚期创作的正确评价。可以说，曹植晚年的诗歌创作为建安文学的发展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建安文学的发展，大体上如上所述分为三个时期，其中以第二时期邺下文人集团形成为发展高潮，在创作风格上，第一时期表现出了明显的承继汉乐府创作的质直朴实风格，第二阶段则向纯文人化、雕词琢句方向衍化，第三时期以曹植“词采华茂”为代表。可以看到，作为在中国文学史占有重要地位的建安文学，其本身也经历了不断的变化与创新，并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风貌，为后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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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文学的成就、地位与影响
　　建安文学虽然只有短短的四五十年，但它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是空前的，它造就了大批最为优秀的诗人，开创了文学创作的新时代，产生了大量影响深远、艺术成就极高的文学作品，使中国诗歌这一最具抒情优势的文学形式由民间正式走入文人的世界，由不自觉、半自觉地创作进入完全的自觉时代，基本完成了中国诗体艰难地跋涉历程，使之成为一种最具创作优势的文学体裁，绽开于古典文学百花园中。可以说，建安文学的极度繁荣局面，打开了中国成为“诗的国度”的大门，之后的中国古典诗歌如雨后春笋，蒸蒸日上，蓬勃生长，蔚为壮观。

　　建安文学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首先，它开创了文学创作的新时代。建安之前的诗歌，大多属乐府民歌，文人自觉的创作，只是在汉末才开始出现，而且，即便是文人创作，也多不具名，这说明，诗歌创作并没有真正进入艺术殿堂，而建安作家则一改这种羞答答的面目，堂而皇之地开展文学创作活动。这一时期，诗人众多，作品繁盛，琳瑯满目，美不胜收。

　　在思想上，建安作家能够“以乐府旧题自作诗”，深刻地反映现实，表达个人对社会的看法，抒发对人生、对理想的追求，面对动乱的社会、漂泊的人生，产生的不是消极逃避，而是积极参与。这种精神境界、思想实质成为后世学习的典范。

　　在艺术上，建安文学不仅使五言诗更加成熟，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也使四言诗重放光彩，七言诗首开先河，并取得初步成就。风格上清峻、慷慨、通脱、任气，“风清骨峻，篇体光华”（《文心雕龙·风骨》），取得了全面的成功。

　　其次，建安文学使文学成为“人学”，一改两汉“诗教说”的看法，使文学成为表达人的主观感情，表现人的主体意识的文学样式。作家们把注意力放在了个人与社会之间，以主人公的姿态来观察社会，认识自我。表现在作品中，就是文学反映自我的人格、个性、愿望及价值，即在文学中表现个人对社会、对人生
的态度与感情。

　　第三，建安邺下文人集团的产生，标志着大规模、社会性文学运动的开始。如前所述，中国文学的命运历程一直是在不自觉、半自觉中徘徊，但是，经过邺下文人集团的共同活动，显示出了其旺盛的生命力与巨大的社会功用，使人们对文学的认识焕然一新，曹丕《典论·论文》对文学“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充分重视与肯定，成为这一时期人们对文学功能的理论性总结。之后历代轰轰烈烈的各种文学思潮、文学运动无不受其影响。

　　作为划时代意义的文学现象，建安文学对后代文学创作的借鉴意义也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建安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即要求文学作品反映现实，这是建安文学继承发展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创作方法，进而“以乐府旧题自作诗”，这个传统又被社甫“即事名篇，无复依谤”的创新所取代，“三吏”、“三别”等现实主义作品使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到高潮。到了白居易又在理论上予以继承、发扬光大，“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的指导思想，奠定了白居易在诗歌理论与实践方面成功的基础。

　　其次，“志深笔长、慷慨悲凉”的艺术风格成为后世文学创作的旗帜。唐初陈子昂直接以“汉魏风骨”作为文学风格追求的目标，他认为“骨气端翔、光英朗练”的作品才可以与建安风骨相媲美。李白在追求清真自然，反对刻镂雕琢的文风时，也是标举建安文学。至于西晋左思在有感于壮志难酬、社会黑暗之后创作中形成的“左思风力”则可以视为建安风骨的最直接体现者。

　　第三，建安文学在词采与形式方面对于六朝文学的影响更是显而易见的。词采方面，曹丕“诗赋欲丽”（《典论．论文》）的理论总结与曹植“词采华茂”的创作实践，成为六朝文学遣词新奇、造句精审、对偶工整、雕琢细腻诗风的源泉。甚至南朝浮艳文风中也不无建安文学的影子。

　　六朝文学中五言诗的继续发展也建立在建安文学五言诗成功的基础上。《燕歌行》作为首篇成熟的七言诗则直接影响到鲍照的七言歌行体创作，更为唐代七言诗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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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對文學發展之貢獻

繼承漢代樂府詩
               
   詩自三百篇以來降，經楚辭、漢樂府民歌等幾個重要發展階段，其內容、形式有著較大變化。漢初，辭賦盛行，文人大量從事賦體創作，崇賦而輕詩，文人詩作不多，以致詩歌創作日漸沒落。
兩漢文人作詩，大體上有兩途徑，一為摹擬《詩經》之四言體，一為摹擬《楚辭》之七言體。《詩經》及《楚辭》此兩種詩歌寫作形式，原發源於民間，反映百姓現實生活，內容生動活潑，其形式不侷限於四言或七言，為流行於民間之民歌。惟被文人徵引寫作後，成為固定寫作形式，形式呆板，內容空泛，失去民歌生動昂揚之精神，僅剩僵化之軀殼。西漢韋孟，所作四言詩曾被魯迅譽為「皆有風雅遺韻」，內容確實與《詩經》十分相似，惟缺少生動活潑之趣味。東漢蔡邕為賦體大家，惟其四言詩亦被評為《詩經》摹擬之作，讀來味同嚼蠟；班固〈詠史〉詩則被鍾嶸評為「直木無文」。而於民間流行之漢樂府民歌，正散發光輝燦爛之光芒，惟不被文人所重視，兩漢文人不喜以樂府民歌體作詩，反而競相寫作已日漸僵化之賦體。
然而，時至漢末，曹操之四言詩異軍突起，他不受《詩經》句法之束縛，於漢樂府民歌吸收養料及形式，一掃秦漢以來僵滯摹擬之風，以其蒼茫雄健之氣為詩，或抒情，或敘志，或寫景，或議論，或遊仙，詩風古直渾雄、清新駿快，直抒胸臆，揮灑自如，成為四言詩之復興者。陳祚明評之曰：

孟德所傳諸篇，雖並屬擬古，然皆以寫己懷來，始而憂貧，繼而憫亂，‧‧‧‧。本無泛語，根在性情，故其跌宕悲涼，獨臻超越。

沈德潛亦云：「曹公四言，於三百篇外，自開奇響。」說明曹操四言詩跳脫《詩經》之侷限，抒發自身情懷，憂時憫亂，獨樹一幟。
曹操面對東漢末期之動盪亂世，目睹諸將相互兼併，百姓顛沛流離，身為有志之士，內心情感澎湃不已，心懷憤恨哀痛無處宣洩，惟寄情於詩歌創作，以抒己懷，其詩歌皆為樂府詩歌創作，史載他「登高必賦，及造新詩，披之管弦，皆成樂章。」，《曹瞞傳》載：「太祖為人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常以日達夕。」說明於其政治家之外表內，亦有一詩人身份，且愛好音樂，故其致力於樂府詩創作。他繼承漢樂府詩「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之現實主義特色，將其所見所聞入詩，以樂府舊題創寫新內容，可謂創舉，開拓五言詩寫作題材。自班固〈詠史〉以來，相繼有文人寫作五言詩，《古詩十九首》之出現，顯示漢末五言詩已臻成熟。惟於曹操之前，五言詩受民歌影響，寫作題材較為固定，內容多敘夫妻離別、遊子思鄉及對生命短促之感嘆，曹操卻用此舊題創作新內容，如描述漢末重大歷史事件之〈薤露行〉及〈蒿里行〉，此兩詩相傳為田橫門人所作，田橫不甘降漢，自殺成仁，門人傷之，乃作此悲歌，成為送葬之輓歌。內容為感傷生命短促，如薤上之露水，一下即乾，死後魂歸蒿里，形式上三言、四言及七言雜之，詩風古樸悲涼，感人肺腑。曹操借用此兩題目，延續其古樸悲涼之風格述寫漢末時事，深刻反映出當時動亂之政治現況，及人民之苦難生活，內容雖與原題不同，卻有哀輓時事之意，形式上不用雜言，全為五言，更增強詩之形式美。沈德潛評此兩詩曰：「借古樂府寫時事，始於曹公。」，因四言詩自《詩經》以後，日益萎靡，漸為五言詩取代，甚少有佳作出現，而曹操不僅繼承漢樂府詩，更予以改革創新，為四言詩注入一股新血，重放光芒。
   曹操五言詩亦善用連綿字，如「去去」、「悠悠」、「明明」、「巍巍」、「霏霏」、「行行」、「戚戚」、「冉冉」‧‧‧‧等，有許多非出於漢樂府，而見於《古詩十九首》，徐禛卿曾云：

樂府往往敘事，《古詩十九首》卻是抒情詩。曹操後期的五言詩，多為抒
情詩，即使像〈苦寒行〉這樣記敘「北上太行山」征高幹的作品中，也有
如「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雪落何霏霏」這樣寓情於景物的
白描，和「我心何怫鬱，‧‧‧‧中路正徘徊」的抒情佳句。因此，我認
為曹操在五言詩上所取得的成就，不僅僅是漢樂府民歌（這是主要的），
而是多方面的影響而促成的。

說明曹詩受漢樂府詩及《古詩十九首》影響，然雖受其影響，他卻不拘於一格，取材廣泛，形式多樣，其詩縱橫豪邁、昂揚奮發，為《古詩十九首》所不及。



開創建安文學

   建安為東漢最後一位皇帝—獻帝之年號，自建安元年（西元一九六年）至建安二十五年（西元二二０年）。建安文學不僅指此二十五年間之文學，亦涵蓋曹魏黃初、太和（西元二二０至二三三年）時期，共四十餘年。
   東漢末年雖為政治動盪不安之時期，然於文學上，建安文學卻散發極其璀璨耀眼之光芒，為中國文學史上一重要發展階段。建安文學之興起，曹操為其重要推手之一。東漢末年政治動亂，群雄彼此割據勢力範圍，戰爭連年，社會秩序大亂，曹操相繼平定黃巾之亂，剷平呂布、袁術及袁紹等勢力，完成中國北部之基本統一，使政局趨於穩定。並大興水利，鼓勵囤墾，恢復社會秩序，讓政治得以安穩，成為曹魏政權之領袖。
曹操雖為政壇領袖，卻「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勤奮向學，博覽群書，又雅好音樂，精通音律，史載其「登高必賦，及造新詩，披之管弦，皆成樂章。」，並憑藉其政治領袖之位，獎勵文學，「自獻帝播遷，文學轉蓬，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極力招攬文人賢士，「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為文棟；劉楨王粲，為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其時風雲際會，文人學士紛紛投效至曹操麾下，雲集鄴都，「洒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形成俊才雲蒸、彬彬盛會。曹操對此鄴下集團禮遇有加，不僅給予官職加以任用，亦頗尊重文士，從不高高在上，傲氣凌人，不若兩漢視文人為政治附庸，毫無社會地位可言，「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曹操打破此傳統，提升文人政治地位，與文人建立良好關係，並提倡文學，獎掖文人創作，作風開放，與文人交換意見，提倡文學討論自由，以致文風大開，建安七子並馳文路，造就建安文學輝煌之成就。曹操統一北方，提供穩定政治環境，且廣羅文士，善待文人，使文人能自由馳騁於文學創作，使才任氣，對建安文學之發展有明顯促進作用，可謂建安文學之開創者。
  建安文學新局面之形成，其直接原因為文人思想之解放，並得力於曹操力行政治改革，活躍思想自由，「建安文學，革易前型，遷蛻之由，可得而說：漢之世，戶習《七經》，雖及子家，必緣經術。魏武治國，頗染刑名，文體因之，漸趨嚴峻。」所謂「頗染刑名」指曹操動搖漢以來儒術獨尊之地位，他尚法治，實施嚴刑峻法，影響所及，造成文章清峻之風格，「清峻」指文風簡約嚴明；此外，曹操為反對文人固執不通，因此「尚通脫」，即隨便之意，此提倡影響文壇甚遠，使文人創作時能毫無顧忌，大膽發表自己意見，形成開放自由之文風，，文體亦因而發生變化，文學創作逐漸呈現繁榮景象。
曹操繼承漢樂府詩歌之現實主義傳統，以時事為寫作題材，其積極入世之精神，影響建安文學創作。建安詩人皆親身經歷漢末動亂局面，深切體會時局之艱辛，目睹社會秩序遭受嚴重破壞，及廣大人民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以他們現實生活為寫作素材，其作品自能反映社會現況，他們不僅憂世憫人且胸懷大志，悲傷而不悲觀，痛苦而不消極，積極奮發，亟欲建功立業，一匡天下，解人民於倒懸，於悲涼中展現慷慨豪情，此精神特質反映於文學作品中，形成建安文學慷慨悲涼之時代特質。劉勰論及建安文學時言：

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

   說明建安文學具有「梗概多氣」、「雅好慷慨」之特點，曹操於其影響，自深且廣矣！



對後世文學之影響
   
   曹操不僅繼承漢樂府詩，予以發揚光大，為建安文學奠基，對後世文學影響亦深，其中最顯著者為唐代新樂府運動。\\
唐詩為我國文學史上極為光輝耀人之一頁，唐詩能有如此輝煌之成就原因固多，其中建安文學為重要推手之一，唐代詩人尊崇建安文學，評論建安文學，向建安文學汲取養分，提出詩歌改革主張，唐初詩人陳子昂首為先驅者，他高舉詩文改革大旗，其《與東方左史虯修竹篇序》可見端倪：

仆嘗暇觀齊、梁間詩，采麗競繁，而寄興都絕，每以永嘆，思古人，常恐逶迤頹靡，風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處見明公《詠孤桐篇》，骨氣端翔，音情頓挫，光英朗練，有金石聲。

初唐詩壇瀰漫形式主義之風，當時文人承襲六朝頹靡之遺風，「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衿」於文辭修飾上相追競逐，空有形式而無內容，陳子昂堅決反對「采麗競繁，寄興都絕」之華美之風，因此極力推許「建安風骨」，他讚許東方虯之《詠孤桐篇》，即因其「骨氣端翔，音情頓挫，光英朗練，有金石聲。」具有建安文學之特性；所謂「骨氣端翔」指詩歌具有剛健、端直、富有氣勢之語言風格，與曹詩勁健質樸、豪邁縱橫不謀而合；而陳子昂提倡「風骨」及「興寄」兼具之詩歌，重回優秀之建安風骨，此即受曹詩影響。
曹操借漢樂府舊題寫時事，發揮漢樂府詩歌「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之現實主義精神，不僅為一大創舉，亦影響唐新樂府運動。唐詩人繼承並發揚此現實主義精神，以古題或自擬題目寫時事，將時事入詩，留下許多膾炙人口之佳作，如杜甫不僅創作古題樂府，甚至創作「即事名篇」之新題樂府。
新樂府運動之中堅白居易及元稹亦受影響，如白居易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於《新樂府序》又言：「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他認為詩歌之基礎為客觀現實，其「即事名篇」之樂府詩以豐富之現實現況為題材，反映人民痛苦。元稹亦創作大量反映社會現實之樂府詩，他反對「沿襲古題」，主張「刺美見事」，對新樂府運\動之興盛，推動甚巨。曹操詩歌之寫實精神，於建安詩人中名列前茅，而於魏晉六朝、唐代及其後之現實主義詩歌創作，皆有深遠之影響。

ぁ简单爱ぁ

呵呵
不好意思
贴的多了

喜欢曹操曹植父子，喜欢诗歌

诗雨寒梦

看你这么辛苦，帖子还不错，加精了 [s:22]

迷路

七子　在文学上的成就　也不小的

怎么没多介绍下？

曹丕　有些文章还是不错的

但不喜欢他

诗雨寒梦

呵呵～～
我给你说片你自己看吧
建安七子
　　孔融
　　(153-208)
　　孔融，家学渊源，他是孔子的二十世孙，鲁国曲阜人。他年少时曾让大梨给兄弟，自己取小梨，因此名垂千古，这也就是『孔融让梨』的故事了。早年加入讨伐董卓行列，后来为曹操办事，但因劝阻曹操攻打刘备而被处死。
　　为建安子子之首，文才甚丰。现存作品只有散文和诗。散文如《荐弥衡表》、《与曹公论盛孝章书》辞藻华丽，骈俪气息较多；《与曹操论禁酒书》则有诙谐意味。其《杂诗》第二首，以白描手法写丧子之痛，哀婉动人。
　　孔融其实家学渊源，他是孔子的二十世孙，鲁国曲阜人，后来为曹操所用。
　　陈琳
　　（？ -- 217）
　　陈琳（？ -- 二一七年）字孔璋，广陵（今江苏江都）人，为建安七子之一，擅长章奏书记。《饮马长城窟》为他的诗歌代表作，假借秦代筑长城故事，揭露当时繁重的徭役给民间带来的苦难，尤为深刻。
　　王粲
　　(177-217)
　　王粲子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人，为建安七子之一，并在七子中成就最高。他的《七哀诗》和《登楼赋》最能代表建安文学的精神。《七哀诗》之一（《西京乱无象》）写他由长安避乱荆州时途中所见饥妇弃子场面，深刻揭示汉末军阀混战造成的惨象及人民深重灾难，使人怵目惊心。《登楼赋》是荆州时登麦城城头所作，主要抒发思乡之情和怀才不遇的愁恨，富于感人力量，是抒情小赋的名篇。
　　徐干
　　(171-217)
　　徐干，字伟长，北海（今山东潍坊市）人，建安七子之一。主要著作是《中论》，曹丕称赞此书『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与吴质书》）其情诗《室思》也写的一往情深。
　　阮瑀
　　(?-212)
　　阮瑀，字符瑜，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建安七子之一。所作章表书记很出色，名作有《为曹公作书与孙权》。诗有《驾出北郭门行》，描写孤儿受后母虐待的苦难遭遇，比较生动形象。
　　应玚
　　(?-217)
　　应玚（？ -- 二一七年）字德琏，汝南（今河南汝南县东南）人，建安七子之一。擅长作赋，有文赋数十篇，代表性诗作《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音调悲切。
　　刘桢
　　(?-217)
　　刘桢，字公干，东平（今山东东平县）人，建安七子之一。今存诗十五首，《赠从弟》三首为代表作，言简意明，平易通俗，长于比与。

迷路

呵呵　网上搜的吧

曹丕　在　与吴质书　里很恰当的评价了七子的风格和成就的

上面说的只是一些他们的代表作

我看过一些别的

不过总的来说，对七子的兴趣不是很大，只是他们在建安文学里是不容忽视的啊

楼主却直接忽略了他们

嘻嘻

只发了曹植的一些东西

不公平么～

[s:21]